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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李慎之: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钱锺书(1910-1998)

作者简介:李慎之(1923—2003),哲学家、社会学家。无锡人,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资深新闻人,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本文作于1998年12月24日(钱先生逝后第五日),原载于《东方文化》。

钱钟书先生走了,悄悄地走了。

他住院已经整整四年又三个月了,不但入院后就没有出来,而且也没有下过床。上个月刚过88岁的生日,如此高龄而又久病,走得也不能算是意外,但是我却总觉得想不到。

我自从一年半以前中风后,不良于行,这期间一共也只去看过他 两次。他人实在是消瘦得厉害,但是眼光却还像以前一样明亮,看我只是眨眨眼睛,并不说话,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是明白的,但是疾病长期的折磨,连开口的气力也没有了。眼看年关将到,我正寻思再去探望一回,不料竟传来了他逝世的消息,真是没有想到。

没有能赶上见最后一面,总算赶上了第三天在八宝山举行的火化 仪式。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叫做仪式,因为遗体只是在八宝山的第二告别室停放了20多分钟,在场的也只有相伴了他一辈子的杨绛先生和几个亲属,社科院的一两个领导和几个办事人员,一共只有十来个人。偌大的告别室,空荡荡的,没有松柏,没有鲜花,更没有花圈和挽联,甚至没有照片。杨绛先生领着大家鞠了三个躬,遗体就推到火化室去了。遗体一直盖着白布,上面洒着玫瑰花瓣,连头都蒙着,我还是没有能见到最后一面。

李慎之: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事情来得匆忙,我什么都没有准备,一直到了八宝山,才买了一个装着白菊花的花篮。想写一副挽联别在上面,临时想不出词儿来,凑了两句“万流失倚依,百代仰宗师”,可能是陈三立诗里的句子,虽然文字拙直,但是钱先生是当得起的。第二天一早,又因为《胡绳全书》出版,我应邀参加发行式,那可真是冠盖云集,社科院大院里都叫小汽车给塞满了。而且因为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从大门、二门到三门,都设了岗卫,我不知怎么忽然对昨天的告别有一种凄凉的感觉,但是马上又觉得我的想法实在有点亵渎钱先生。钱先生一生寂寞,现在“质本洁来还洁去”。最后连骨灰都不留,任凭火葬场去处理。“千秋万岁名,寂寞后事”。他自己的选择是他一生逻辑发展的自然结论。何况钱先生本来就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的人。

钱先生和我是世交,他的尊大人子泉先生和先君柏森公是朋友,因此我从小就能听到夸他读书如何颖悟,小小年纪就能代父亲司笔札、做应酬诗这些话。子泉先生是我们家乡的文豪,我们上初中时就读过他的《无锡公园记》。因此每当听父亲说“你们应当学钟书 ”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惊异钦羡之感。但是我真正认识他,已在抗战时期的孤岛上海了。那时他同他的双胞胎叔父孙卿先生同住在上海辣斐德路。他的堂弟钟汉、钟毅、钟鲁、钟彭,或是我的中学老师,或是我的中学同学,关系十分亲密,因此我常去他家。那时往往可以在客厅里看到一位戴黑边眼镜,穿着深色西服、人字呢大衣,望之俨然的人,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大哥钟书,我当然是不敢通问的。30年后在北京熟识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十分随和而且极富于幽默感的人。不过,如果说“学习”,那么,以我之鲁钝,不但办不到,而且是根本不敢想的。

1946年,我从重庆到上海,参与始终没有能开张的新华日报总社的筹备工作,这时从《清明》杂志上读到《围城》,说实在的,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给了我深刻的印象的是书名起得十分谦虚的《管锥编》。如此一部百万言的巨著,开始写的时候,钱先生夫妇虽然已经从干校回来了,但是还没有住处,只好住在学部的办公室里,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打开铺盖就是床。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写这样博学的著作,可能在世界上是孤例。但是更难得的是,这书是在仍然险恶的政治空气下写的。当时,文革还未结束,钱先生就敢写那些与“三忠于,四无限 ”毫无关系,只有“封建余孽”才写得出来的书。不但胆识惊人,而且远见洞察实非常人可及。

李慎之: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虽然还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他已经算定严冬即将过去,春天不久就要来了。

因此,1979年我看完四卷《管锥编》后,就去向他祝贺,特别钦佩他“自说自话”,无一趋时语,一个字都不理30年来统治全中国的意识形态,他只是淡淡一笑,摇摇手说 “天机不可泄漏 ”。

钱先生在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的小引里自称是个“懦怯鬼”,但是世人现在钦佩《管锥编》是含英咀华的经典之作之余,也不应该忘了它曾是一朵预告寒尽春来的报春花。多少封笔多年的老先生就是在它的鼓舞下才又敢伸纸濡笔,重理旧业的。

《管锥编》出版以后,钱先生这才“声名从兹大,汩没一朝伸”。但是他还是守素抱朴,闭门著述。在80年代又增补了他40年代的旧作《谈艺录》。同青年时期一样旁征博引,阐幽发微,使篇幅扩大了一倍。

据为《管锥编》和《谈艺录》查对材料的同志们告诉我,该书征引书籍多达2000余种,还不包括许多现在中国无处找到原文的西洋典籍在内,引文几乎没有什么错误。钱先生的记忆力真是不可思议。

我有幸熟识他的好几位清华同学,都是当代中国的一时之选,对钱先生的才气都是交口称誉无异辞。乔冠华就不止一次对我说过:“钟书的脑袋也不知怎么生的,过目不忘,真是 photographic memory.”胡乔木则说“同钟书谈话是一大乐趣,但是他一忽儿法文,一忽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我实在听不懂。”其实,我也是一样,可是他还时不时说“你当然知道…… ”,愚陋如我,哪里懂得他说的是什么,只好傻笑作理解状。费孝通先生跟他是同年好友,最近还曾跟我说他父亲是清朝最末一科的秀才,母亲是中国第一个幼稚园的园长,但是自己受的就是新式的也就是西式的教育了。上一代的人要引用传统古籍,就像打开自来水龙头一样自然流出来。而他这一代,要引一句诗云子曰,就要翻半天书,还找不着。我说你们这一代还有一个钱钟书,他说那是特例,不能算是我们这代人的代表。事实上,记诵广博如钱先生,家里却几乎没有藏书。

他看过的书盈千累万,都是记在脑子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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