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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個有利於”看改革開放四十年(口述歷史——40年,中國更精彩①)

從“三個有利於”看改革開放四十年(口述歷史——40年,中國更精彩①)

 

  衛興華
  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曾榮獲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杰出成果獎、吳玉章終身成就獎、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等。

 

從“三個有利於”看改革開放四十年(口述歷史——40年,中國更精彩①)

 
 

  開欄的話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1978—2018,中國改革開放一路向前,實現了從“趕上時代”到“引領時代”的偉大跨越。

  這是成就輝煌的40年,中國人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奮勇打拼,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這也是攻堅克難的40年,中國人一次次穿越風雨、化危為機,不斷邁上新台階。

  從今天起,本報推出“口述歷史——40年,中國更精彩”系列報道,約請40年間部分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者、參與者及重大改革事件的親歷者,圍繞改革開放重大節點、重要理念,講述政策決策過程,梳理改革開放發展歷程。

  

  ●有些人隻看到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卻看不到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有些人隻看到當前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依然存在的種種差距,卻忽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基礎﹔有些人隻大力批評改革開放過程中存在的進展不到位或新產生的各類問題和矛盾,自己卻提不出任何有價值的對策和建議……這都是不客觀、不全面、不科學的。

  ●雖然在達到更大體量后,近幾年來中國經濟增速有一定的放緩,但綜合改革開放40年來看,中國經濟發展成就和態勢無論是橫向看還是縱向看都是一枝獨秀,在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上也是空前的。

  ●中國在短短4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某些國家和某些勢力的嫉妒和擔憂。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和錯覺。中國即使再強大,也絕不會稱霸世界。對我們來說,這種擔憂和嫉妒本身就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巨大成就、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的鮮活注腳。試想,在貧窮落后的舊中國,會有哪一個國家真正在乎過中國的態度?

  ●有一種觀點宣稱改革開放之前工資雖然低,但那會兒的錢“更實在”,而現在名義工資雖提高了不少,但是物價漲得更高。其實呢?通過生活常識稍加分析,就很容易發現這種觀點站不住腳。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正是從那個時候起,我重新回到了講台,開始為恢復高考后中國人民大學77級的學生們講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

  經濟學具有“經世致用”的特色,是為了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現實需要而產生的科學。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社會主義建設乃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息息相關。

  當時,面對改革開放的任務和發展過程中的實際問題,在經濟理論上還有很多模糊不清甚至誤解的地方。有些理論工作者對馬列原著當中的理論本身存在誤解、錯解,例如曾批判“科學是生產力”這一馬克思強調的觀點。有的則教條主義地搬弄馬克思主義,如認為“社會主義要消除商品經濟”這個馬克思的觀點在我國已“成為現實”,並認為人民幣不是貨幣,拿國家工資的人員到國營商店買東西不是商品交換關系,而是用“勞動券”領取消費品,以此否定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存在商品經濟。還有些人曲解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關系,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的摒棄”,其實他們所要摒棄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對此,我一直認為不應該回避爭論,應澄清謬誤、明辨是非。畢竟,真理愈辯論愈明,正確的理論才能夠更好地指導實踐並接受實踐的檢驗。

  改革開放使我有出國進行學術交流的機會。上世紀80年代,我先后兩次應邀赴日本高校講學,並參觀了日本多家工廠、報社和名勝古跡。有一次,我想看一看日本公共交通的情況,提出想乘坐一下日本的公共汽車。上車后我注意到前方有兩排用不同顏色標明的老弱孕婦座位空在那裡,后上車的年輕人寧可站著也不去佔用這些空著的特殊座位。同時我還看到居民們很遵守公共秩序,上車和參觀時排隊有序、沒有加塞或強佔現象。這些讓我認識到,隻有高度發展,人們才能夠實現物質精神的雙富足。我參觀日本的幾家現代化工廠,深感隻有科技創新、大力發展生產力,擺脫“左”的束縛,國家的繁榮富強才能夠真正實現。

  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中國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國際影響力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社會的各種新矛盾、新問題也以不同形式呈現出來,從而影響了一些人對改革開放40年歷史進程的評價。有些人隻看到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卻看不到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有些人隻看到當前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依然存在的種種差距,卻忽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基礎﹔有些人隻大力批評改革開放過程中存在的進展不到位或新產生的各類問題和矛盾,自己卻提不出任何有價值的對策和建議……這些“一邊倒”式的批評,我認為都是不客觀、不全面、不科學的。我對這些觀點都進行了辯析,澄清了理論是非。

  鄧小平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衡量改革開放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斷標准,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也就是后來人們常說的“三個有利於”。如今,我們評價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進程,最合適的角度與標尺,就是重新從這“三個有利於”出發,加以審視和分析。

  40年來,正是改革開放大大促進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經濟增速在全球范圍內名列前茅。如今,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資國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僅就經濟增速來看,201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按不變價計算比1978年增長33.5倍,年均增長9.5%,平均每8年翻一番,遠高於同期世界經濟2.9%左右的年均增速,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

  雖然在達到更大體量后,近幾年來中國經濟增速有一定的放緩,但綜合改革開放40年來看,中國經濟發展成就和態勢無論是橫向看還是縱向看都是一枝獨秀,在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上也是空前的。就拿之前表現最好的日本來說,其在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黃金時代”維持了近20年。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日本早在明治維新之后就緊隨歐洲進入工業革命。在戰后重建的過程中,日本戰前所積累的雄厚物質和技術基礎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經濟恢復起來也就比較快。相比之下,近代以來中國飽受西方列強欺凌,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整個國家積貧積弱、民不聊生。可以說,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脫胎於生產力極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開放所面對的發展基礎較差,生產力發展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殊為不易。

  40年來,正是改革開放顯著提高了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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